证券炒股配资网红军排长新中国成立后官至正国级，再回当年差点牺牲的战场，感慨说出十六字，还即兴赋诗！

1999年春天，江西抚河一带的山风还带着些微凉。金溪县城西侧，那段布满弹痕的古城墙前，人不多，气氛却格外凝重。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，缓步走到城墙根下，抬头仰望良久，周围的人都下意识放低了声音。有人轻声提醒：“汪老，地上有台阶，慢点。”老人只是点了点头证券炒股配资网，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那段墙体。

这一年，他八十四岁。从红军战士到共和国正国级领导人，再回到这片差点丢了性命的地方，时间在他身上，像是折了好几道弯。过了片刻，他转向身边的陪同人员，停顿了一下，吐字缓慢，却格外清晰：“为革命奋斗六十六年，深感此生无悔。”这十六个字，说得极轻，却像沉石入水，久久不散。

很多人只知道汪东兴是“开国少将”“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”，却未必清楚，他的命，是怎么在这段城墙下捡回来的；他与江西金溪、与赣东北苏区之间，究竟缠着多少因缘。这一天，他不仅是回乡探访老宅，更是专程来到“金溪战役纪念碑”和古城墙前，重新直面一场自己当年几乎无路可逃的生死突围。

一、赣东北风云：从方志敏到红十军

要理解汪东兴为何对金溪念念不忘，绕不开1933年的那场风暴。那一年初，江西上空的局势已经压得人透不过气。蒋介石在南昌亲自坐镇，调集四十余万兵力，任“剿匪”军总司令，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在国民党方面看来，这是一场要一口气吞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决战。

此时的赣东北，并不是一个安稳的角落。这里有方志敏领导的根据地，有已经打通与中央苏区联系的红十军。赣东北根据地和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后，战略上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：它既是屏障，也是通道，既能策应中央红军，又随时可能被敌军重兵挤压。

有意思的是，红十军在当地并非“坐得稳”的部队。闽浙赣边区周围敌情复杂，一旦主力抽走，当地根据地就有被各路敌军蚕食的风险。但就在这种形势下，中革军委为了粉碎第四次“围剿”，还是决定调红十军一部开赴中央根据地，纳入统一指挥。放在当时，这绝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。

面对命令，方志敏的态度没有丝毫犹豫。他一方面清楚本地根据地可能面临的困难，另一方面又明白：苏区存亡是大局，中革军委的统一部署必须服从。他反复给干部战士做工作，讲得很直白：“个人有什么打算都放一边，一切听中央指挥。”在这种背景下，汪东兴所在部队被整编为红十一军第十九师，归中央红军统一节制，而赣东北的斗争，则要在更加艰难的条件下继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红十军主力开走之后，方志敏并没有停下来抱怨环境恶劣，而是迅速重建新的红十军，将残余武装力量重新整合，继续在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。这种一再“拆了再建”的韧劲，让赣东北在极其不利的局势下，仍然顽强存在了相当一段时间。

二、绝境突围：一把油布伞救下的命

就在第四次“围剿”最吃紧的时候，汪东兴奉命离开前线。他当时已是红十军的一名排长，负责青年工作，熟悉地方情况。根据赣东北苏维埃政府的安排，他要从葛源出发，经金溪，赶往赣南中央苏区汇报工作。路线清楚，任务紧急，却又必须穿过敌军严密布防的封锁线。

从葛源到金溪，这段路在地图上不算长，但对红军小分队而言，每一步都可能踩在敌人眼皮子底下。汪东兴带的是一个班，十多人，既要隐蔽行军，又要随时准备战斗。那时的他三十岁不到，身量不高，脚程却快，一路带队躲过多次小股敌人的搜索，眼看就要脱离危险。

变故发生在金溪县城附近。穿越封锁线时，他们被一股国民党部队发现，一时间枪声大作。敌人兵力远多于他们，一路穷追不舍。汪东兴带着战士边打边撤，很快退到金溪县城的城墙上。那是段老城墙，墙体高，下面全是碎石块，乱七八糟堆着，连缓坡都没有。

追兵越来越近，已听得见对方喊杀声。城墙上无路可退，往下看又是五米多的高度，跳下去很可能就是重伤甚至当场丧命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没人再有“侥幸当俘虏”的念头。按照当时红军的规矩，一旦被围，宁死不屈已经成了许多战士的本能选择。

“跳下去，不能被抓！”有人喊了一声，队伍里没有人退缩。十多名战士几乎是同时翻身往下跳。城墙下的碎石像刀子，落地时重重一摔，多数人当场骨折，趴在地上难以动弹。更糟糕的是，城墙上的追兵已经赶到，居高临下对着城下负伤的红军猛烈扫射。那一幕，在后来汪东兴的记忆里，始终带着血光。

结果极其惨烈，十多名战友大都当场牺牲。只有一个人，侥幸活了下来。这个人，就是汪东兴。之所以活下来，并不是因为他跳得比别人更稳，而是因为身上那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油布雨伞。

当时他肩上背着公文，身侧捆着一把油布伞。跳下的瞬间，城墙上风很大，雨伞被气流猛地一吹，伞面竟然意外张开。雨伞当然不可能像真正的降落伞那样托住人的重量，但多少还是增加了空气阻力，让下落的速度略微减缓。就是这样一点“变慢”，让他在落地时虽然脚下一麻，却没有遭受致命重创。

汪东兴落地之后，立刻顺势在碎石间滚了几下，借势钻入旁边的树林。几乎是同时，城墙上敌军的子弹呼啸着打在他刚才跌落的位置。试想一下，那时的他如果身体稍微僵硬一些，或者雨伞晚开半秒，结果会怎样，不难想象。

从树林里回望城墙脚下，战友们或伏或仰，已经无法回应。他的力量太弱，又被伤势拖累，根本不可能在枪林弹雨下去救人，只能压着眼泪，咬牙朝瑞金方向艰难转移。这一幕，也就成为他后来几十年反复想起，却始终没有办法改变的遗憾。

三、从伤员到学员：战争年代的“学生时代”

负伤突围之后，汪东兴辗转赶到了当时的“红都”瑞金。1933年前后，中央苏区的政治中心、军事指挥机构、红军医院，都集中在这里。对许多来自各个根据地的红军战士来说，瑞金既是战场后方，也是难得的“学校”。

汪东兴被送进医院治疗，腿脚一时行动不便，正好赶上上级机关到医院挑选干部。工作人员在查阅登记资料时发现，他曾做过青年工作，不只是会打仗，还能做组织和宣传，觉得这样的人正是基层干部培养的好苗子。于是，他被推荐报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彭杨步兵学校”。

那时可没有专车接送。为了赶上招生考试，他只能硬着头皮，从住院地步行数百里，到瑞金九堡参加统一考试。战争环境下的考试谈不上多“正规”，但内容却很实在：军事教练、排进攻、警戒哨设置、枪的种类和构造，还有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，都是在战场上天天要用的东西。

对别人来说，许多内容是新学知识，对他来说，却是已经在实践中摸爬滚打过的经历。考官问起如何带班行军、如何在夜间接敌，他说得既具体又干脆，很快拿到了高分，被正式录取。不得不说，这种从阵地直接走进课堂、再从课堂返回战场的路径，在那个年代，确实带着极强的时代印记。

彭杨步兵学校的学习时间并不长，大约五个月。课程不只讲战术，还包括政治理论和文化课。许多学员本来就出身贫苦，识字不多，能坐在板凳上拿起课本，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难得的机会。生活条件可以想见：吃的是粗粮菜汤，睡的是简单铺位，间或还要躲避敌机轰炸。但在这种环境下，学员们的学习热情，却并没有被压下去。

汪东兴在这里系统学了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课程，结合自己在赣东北的实战经验，理解得更快一些。比起很多理论出身的青年，他的思路更贴近一线部队，这也为他后来的发展埋下伏笔。毕业后，他返回部队，很快就被安排在红一方面军担任排长、政治干事、连政治指导员、特派员、大队政治教导员、团总支书记等职务，职责越来越重。

从这一段轨迹可以看出，当时红军内部的用人逻辑非常直接：能打仗，会做群众工作，还肯学习的人，很容易脱颖而出。汪东兴正是这样在不断的拉练、整编、选拔中，一步步走上更关键的岗位。

四、长征、抗战与新中国：一条拉得很长的路

离开赣东北之后，汪东兴随红一方面军经历了那段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从1934年秋出发，经湘江、乌江、遵义、四渡赤水、飞夺泸定桥、翻雪山、过草地，直至1936年到达陕北，这条路，对每一个参与者来说，都是拿命换来的。许多战友倒在半途，再也没有机会像他这样，回到当年的战场旧地凭吊。

到达陕北之后，红军主力得以休整重组。不久，全面抗战爆发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中国战场形势陡然变化，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、新四军，奔赴各大战场。汪东兴也在这一时期，转入八路军系统，历任两延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、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等职。

这些职务名称看上去偏“后方”，但在抗战环境下，后方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区。日军的扫荡、特务的破坏、后勤线的紧张，都让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尤为关键。尤其是卫生系统，一方面要保证战场伤员的救治，另一方面还要防止疫病在部队中蔓延，责任不轻。

后来，他又担任国际和平总医院政委，参与整合和领导卫生系统的工作，并在社会部第三室、第二室担任副主任、主任等职务。这一系列岗位，既让他熟悉了党内工作规律，也锻炼了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。等到新中国成立时，他已经是一位履历相当丰富的中高层干部。

1955年，我军首次实行军衔制，汪东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这一年，他三十多岁的战士同龄人，有的已经在地方担任要职，有的则长眠在各个无名山谷里。能活下来，又能站在授衔大会现场，从一个红军排长走到“少将”，并不是简单的“运气好”就可以概括，但那把在金溪城墙下意外打开的油布伞，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长期在党的重要机关任职，一步步走到正国级领导人的位置。这种跨度在老一辈革命者当中并非孤例，却都带着明显的时代烙印：出身普通农家、青年从军、在战火中成长、在政务中历练，几十年打下来，既见过枪林弹雨，也经历过机构运转的复杂博弈。

与不少人想象的不太一样的是，身居高位之后，他对老家的态度始终很平常。汪家老宅在江西弋阳清湖高台山汪家村，村子不大，只十几户人。建国后，尽管他已经是将军，但父母仍在家乡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。父亲跟着大伙儿出工，母亲在家养猪种菜。屋子是一栋普通的木架瓦房，家什简单，看不出什么“将军之家”的痕迹。

有人回忆，说他曾接父母去北京住过一段时间，老两口在城市里住着总觉得不自在，最后还是说“还是在家乡好”，他也就顺着老人的意思，让他们回乡养老。父母去世后，安葬在老居后的山坡上。因为工作忙，每年清明他多是委托家人去祭扫，心里难免惦记。

等到离休之后，手头的工作终于渐渐放下，他才腾出时间，回到弋阳、金溪一带细细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对很多领导干部来说，回乡重在探亲叙旧；对他而言，除了老宅那边的乡音，还有当年那段城墙、那批再也叫不出名字的战友，始终在心里压着。不能不说，这种重返旧地的冲动，更多不是荣耀感，而是一种迟来的交代。

这次去金溪，他先在“金溪战役纪念碑”前驻足。纪念碑高10.9米，设计成一杆高举的长枪形象，四周松柏成行，碑身以砖混结构为骨，大理石为面，庄重朴素。他绕着碑缓步而行，时停时走。陪同人员本来准备介绍碑文内容，他摆了摆手，只是静静凝视，然后才慢慢走向不远处的那段老城墙。

站在城墙根下，他当年的逃生路线已经难以一一复原，但碎石嶙峋的地貌并没有改变多少。看着上面斑驳弹痕，再回想那天跳下去的情景，这位历经大风大浪的老人，这一次心里反而显得格外柔软。他口中那十六个字：“为革命奋斗六十六年，深感此生无悔”，并不是随口而出，而像是在给那十几位倒在这里的战友，做一个迟到多年的交待。

回到驻地后，他提笔写下了一阕《卜算子》：

“一别六十载，往事绕脑海，战火纷飞为中国，忠心永不改。

旧地再次来，新貌一一在，换得人民得解放，激动又感慨。”